声明：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结合公开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创作。文中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为合理推测，目的是增强文章可读性，尽可能还原历史情境。核心史实（人物、时间、地点、重大事件）均真实可考。
1978年，越南犯下了一个至今都难以评说的决策。
他们将国内数十万勤劳致富的华人视为“累赘”，以雷霆手段将其驱逐出境，超过26万衣衫褴褛、身无分文的华人被赶至中越边境。
越南方面或许认为此举一举两得，既清除了“异己”，又掠夺了巨额财富。
然而他们未曾料到，这批在他们眼中的“废弃物”，在中国大地之上，竟能落地生根，几十年后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成为一个个拉动经济的引擎。
历史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我们，有些被轻视的沙砾，换一个环境，或许就是价值连城的珍珠……
要理解越南为何会做出如此看似自断臂膀的举动，我们必须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更早的年代，去探寻华人在越南这片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历史。
这并非一段简单的移民史，而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史与奋斗史。
故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
公元1679年，中原大地已换了人间，清朝的统治日渐稳固。
然而，对于一部分明朝的旧臣而言，剃发易服的命令，是比死亡更难以接受的屈辱。
总兵陈上川、陈安平等人，便是这群宁折不弯的忠贞之士。
他们不愿臣服于新的王朝，率领着三千多名不愿削去发髻、更换衣冠的部众家眷，驾驶着几十艘战船，毅然决然地漂洋过海，向着茫茫南洋寻求一方可以保留华夏衣冠与尊严的土地。
他们的目的地，是当时的越南广南国。
广南国阮主被这群人的忠义之举深深打动，更看中了他们作为一支有生力量的价值。
于是，阮主大笔一挥，将他们安置在了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湄公河三角洲东浦地区。
这片土地，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瘴气弥漫，野兽出没，人迹罕至。
然而，这群来自中原的汉子，骨子里流淌着农耕民族与生俱来的坚韧与智慧。
他们没有被眼前的困苦吓倒。
没有家园，他们便伐木为梁，结草为庐，亲手搭建起一片片简陋的居所。
没有田地，他们便挥舞着锄头，排干沼泽，开垦荒地，将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他们修建水利，引水灌溉，一代又一代人，以血汗为墨，以筋骨为笔，硬生生地在这片荒芜的三角洲上，书写了从无到有的奇迹。
数十年过去，曾经的沼泽荒滩，变成了阡陌纵横、稻浪翻滚的丰饶粮仓。
他们建立的明乡社，逐渐发展壮大，而他们开辟的美荻，更是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米市”，掌控着整个地区的粮食交易。
随后，他们又在西贡河畔建立了繁华的堤岸区，也就是后来的“唐人街”。
这里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俨然成了整个越南南部最璀璨的商业明珠。
时间来到近代，法国殖民者踏上了越南的土地。
出人意料的是，华人的经济地位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
法国殖民者对直接管理繁琐的商业事务兴趣不大，他们更乐于扮演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角色。
而勤劳、精明、且已经建立起成熟商业网络的华人，便成为了他们眼中最理想的“中间商”和“代理人”。
法国人需要收购大米、橡胶等原材料，华人商会便负责组织货源、运输和交易。
法国人需要倾销工业品，华人店铺便成为了遍布城乡的销售网络。
在这种独特的殖民地经济结构下，华商的势力急剧膨胀。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越南南部的四大贸易中心——边和、美萩、河仙、堤岸，几乎完全被华商所垄断。
毫不夸张地说，在1975年越南统一之前，南越的经济命脉，有三分之二牢牢地攥在华人手里。
西贡的“稻米大王”是华人，掌控着粮食的命脉。
“汽油大王”是华人，控制着工业的血液。
“废钢铁大王”还是华人，在不起眼的行业里积累起惊人的财富。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华人以不到总人口6%的比例，却控制了南越100%的国内批发贸易、80%的工业产值、70%的对外贸易额以及50%的银行信贷。
在当时的南越首府西贡（后来的胡志明市），三百多万的人口中，华人就占了将近一半，他们所创造的经济总量，更是高达整个城市的30%。
他们是越南经济体系中当之无愧的“财神爷”，是驱动整个社会运转的重要引擎。
按照常理，任何一个理智的统治者，都应该将这样一群创造财富的精英奉为座上宾，善加利用，以促进国家的发展。
然而，1975年，随着北越军队的坦克碾过西贡的街道，越南宣告统一，一切都改变了。
新上台的最高领导人黎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强人。
连年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战胜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让他的自信心极度膨胀。
他的目光早已不满足于一个统一的越南，他梦想着建立一个囊括越南、老挝、柬埔寨在内的“印度支那联邦”，由越南充当这个联邦的绝对核心，进而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霸主。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当霸主是需要本钱的。
而刚刚结束数十年战争的越南，早已是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穷得叮当作响。
钱从哪里来？枪从哪里来？
黎笋将目光投向了北方的巨人——苏联。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双方在边境陈兵百万，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黎笋的算盘打得非常清晰：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只要越南旗帜鲜明地站到苏联一边，与中国彻底决裂、公开对抗，那么作为苏联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棋子，来自莫斯科的援助、贷款、武器装备，必然会源源不断地涌来。
那么，如何向苏联递上这份最直接、最有效的“投名状”呢？
宏程商业街位于西海岸新区大卢河以西，灵山湾路与海南路交汇处，该区域属于隐珠街道重点发展的商圈之一，周边有海南路石嘴子美食街、欢乐海湾商圈等成熟商业区，形成了一定的消费集聚效应。商业街于2011年10月正式开街营业，由宏程集团开发，占地面积12.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涵盖住宅、公寓、购物中心、酒店等多元业态。该街区全年营业，360度街景人流环形动线，将各大主力品牌链接为一体，融合商业、居住、办公等功能。
黎笋想到了一个一石二鸟的毒计——驱赶和掠夺在越华人。
这一招，用心极其险恶。
首先，华人，因其血缘和文化上的联系，被黎笋当局刻意地与中国划上了等号。
打压华人，就是向苏联表明自己与中国划清界限的决心，是一种政治上的“表忠心”。
其次，也是更现实的一点，华人在越南积攒了数代人的财富，是一块令人垂涎欲滴的巨大肥肉。
将他们赶走，其庞大的家产、企业、商铺，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被“国有化”，充作黎笋实现其霸权野心的第一桶金。
黎笋的如意算盘，在心中打得噼里啪啦作响。
一场针对全体在越华人的风暴，就此拉开了序幕。
行动几乎是与国家统一同步进行的。
1975年，北越军队刚刚进驻西贡，还没等城市的硝烟完全散尽，第一把火就烧向了最繁华的堤岸区。
一场名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席卷而来。
一夜之间，堤岸区超过九成的华人商铺被查封，大门上贴上了封条。
紧接着，越南当局宣布没收华人企业1.2万家，这些企业占据了当时整个南越私营企业总数的83%。
无数华人老板，前一天还是身家百万的商界翘楚，第二天就变成了身无分文的无产者。
但这仅仅是开始，黎笋的胃口远不止于此。
没收了企业和商铺，但华人手中可能还藏有现金和黄金。
1978年3月，越南政府突然颁布了“货币改革”法令。
法令规定，所有旧版越南盾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兑换成新版货币，并且每户人家的兑换额度被限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这意味着，普通华人家庭辛辛苦苦、几代人积攒下来的存款，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堆废纸。
据估算，这次货币改革，让华人手中的存款瞬间贬值了99%以上。
几代人的心血，化为乌有。
无数家庭的顶梁柱，一夜白头。
经济上的掠夺已经到了极致，接下来便是肉体上的驱逐。
越南当局紧接着推出了骇人听闻的“净化边境地区”政策。
这项政策赤裸裸地强迫世代居住在越南的华人必须离开。
而离开，也是有“价码”的。
当局规定，每个想要离境的华人，必须缴纳12两黄金作为“离境税”。
12两黄金！
天津市瑞通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更何况，此时的华人早已在“社会主义改造”和“货币改革”中被洗劫一空，家徒四壁。
去哪里凑齐这笔保命钱？
一时间，人间百态，尽显悲凉。
有人开始变卖家中最珍贵的祖传首饰、器物，只为换取几克微不足道的黄金。
有人四处向早已同样贫困的亲友借贷，磕头下跪，只为凑齐家人的“买路钱”。
那些曾经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体面优雅的商人们，为了能让妻儿活下去，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尊严，沿街乞讨，或者在曾经的仇家面前卑躬屈膝。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公开勒索。
根据后来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979年4月这一个月内，越南当局就从这些即将离境的难民身上，敲诈了高达2.4亿美元的黄金和硬通货。
而整个1979年，这笔血淋淋的“难民财”，总额竟然高达令人发指的30亿美元。
这笔巨款，没有被用于改善越南凋敝的民生，没有被用于战后的国家重建。
它们被迅速地转换成了子弹、炮弹、坦克和战机，支撑着黎笋的野心。
一部分被用于支持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试图实现其“印支联邦”的迷梦。
另一部分，则被部署到了中越边境，变成了对准昔日“同志加兄弟”的枪口。
1978年5月27日，云南河口口岸。
中越边境线上那座友谊大桥，见证了令人心碎的一幕。
一群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如同被驱赶的牲畜，踉踉跄跄地从桥的另一头走来。
他们身后，是荷枪实弹的越南军警，脸上挂着戏谑和冷漠的表情。
这些人的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行李，许多人甚至连一双完整的鞋子都没有，赤着脚走在滚烫的地面上。
队伍中，白发苍苍的老人被年轻人搀扶着，却依旧走得步履维艰。
年幼的孩子饿得没有力气哭喊，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无力地趴在母亲的背上。
妇女们背着家里仅存的一点破烂衣物，脸上没有泪水，只有一片令人心悸的麻木和空洞。
早已等候在边境线中国一侧的医务人员和接待人员见状，立刻冲了上去。
“快，快扶着这位老人家！”
“先给孩子们喝点水，拿些饼干来！”
搀扶、递水、包扎伤口……中国边防人员和医护人员的脸上写满了同情与愤慨。
然而，这仅仅是悲剧的序幕。
从1978年4月开始，一直到1979年6月的高峰期，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广西东兴和凭祥三大口岸，涌入中国的难民总数，超过了26万人。
在最高峰时期，每天都有大约5000人被越南武装人员押送到边境线上，然后像扔垃圾一样被推搡着进入中国境内。
这26万多人，绝大多数都拥有中国血统。
他们的祖辈，或许在几百年前的明末，或许在几十年前的清末民初，从广东、福建、广西等地“下南洋”，来到越南这片土地上谋生。
他们在这里扎根、繁衍，将他乡作故乡，已经生活了数代人。
他们曾经为越南的独立和建设流过血、出过力，将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然而，一夜之间，他们就被剥夺了一切，被粗暴地定义为“外国人”，赶回了那个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祖籍国”。
除了身上那件破旧不堪的衣服，他们一无所有。
这是一个极其烫手的山芋。
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对于接收的难民，通行的做法是建立临时的难民营。
提供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用铁丝网将他们与本地社会隔离开来，等待来源国局势稳定后，再行遣返。
这是一种成本最低、责任最小、也是最省事的处理方式。
然而，中国没有这么做。
北京的决策者们，做出了一个令世界都感到惊讶和敬佩的决定。
1979年8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一个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印支难民领导小组”的专门机构正式成立。
这个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这批归国华人的安置工作，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进行。
不设难民营，不搞临时隔离。
而是将他们直接融入中国社会，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重新生根发芽。
很快，中央的指令下达到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海南、江西六个南方省区。
84个国营“华侨农场”被紧急建立或扩建，作为安置这些归侨的主要基地。
这个决定背后，是巨大的决心和沉重的负担。
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十年动荡，百废待兴，自己也并不富裕。
根据当年的核算，安置一名难民的初期费用，包括衣食住行和基础建设，平均需要2020元人民币。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在1978年，一个城市工人的月工资，普遍只有三十到四十元。
2020元，相当于一个城市工人不吃不喝将近五年的全部收入。
第一批下拨的6000万元安置款，对于当时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来说，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
可是，中国还是咬紧牙关，义无反顾地接下了这个沉甸甸的“包袱”。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的决策者眼中，这些人并不仅仅是需要救济的“难民”，他们是“归国华侨”。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笔被低估的、巨大的、隐形的人力资源。
这批人虽然身无分文，但他们的脑子里、手里，却掌握着宝贵的财富。
他们在越南生活多年，许多人都精通热带作物的种植技术，比如橡胶、咖啡、胡椒。
这些技术，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是稀缺甚至空白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是商人、企业家、技术工人，拥有丰富的商业贸易经验、管理知识和遍布东南亚的亲友关系网络。
这是一种无形的、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资源。
越南当局把他们当成包袱甩掉，而中国则看到了他们身上蕴藏的巨大潜力。
于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安置计划全面展开。
中国政府给予了这些归侨远超国际难民标准的高规格待遇。
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华侨农场，不仅分到了土地，还分到了新建的砖瓦房。
最关键的是，他们获得了与本地城镇居民完全平等的身份和权利。
归侨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可以通过考试成为国家公职人员。
他们的子女，可以和本地孩子一样，进入学校接受正常的教育，享受同等的升学机会。
这种不设营、不隔离、一步到位实现社会融入的安置模式，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后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经过实地考察后，对中国的做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其誉为“世界难民安置工作中最杰出的典范之一”，并称之为“中国经验”，向全球推广。
理论上的蓝图已经绘就，但现实中的道路，却需要用汗水和毅力去铺就。
从一片荒芜到一片热土，归侨们的逆袭之路，充满了艰辛与传奇。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南岛，一个叫做兴隆的地方。
在解放前，这里是当地人口中“有命去，无命回”的死亡之地。
遍布的原始森林和沼泽，滋生了大量的蚊虫，疟疾等热带疾病肆虐，是名副其实的瘴疠之地。
1951年，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橡胶事业，第一批从马来西亚归国的华侨，锚索就被安置到了这片荒凉的土地上。
他们是兴隆华侨农场的拓荒者。
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没有房子住，他们就地取材，砍树搭架，用茅草盖顶，建起一排排简陋的茅草棚。
没有干净的水源，他们就凭着双手和简单的工具，一口一口地挖井，寻找地下水。
没有足够的粮食，他们就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种下生长周期短、产量高的地瓜，用地瓜干充饥度日。
195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超强台风，几乎摧毁了他们全部的努力。
刚刚盖好的茅草房被夷为平地，辛苦种下的庄稼被连根拔起。
屋漏偏逢连夜雨，台风带来的积水，引发了大规模的疟疾。
短短时间内，就有几十名归侨在病痛中失去了生命。
绝望的情绪开始蔓延。
许多人动摇了，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人待的，纷纷向上级写信，要求离开。
“我们不怕吃苦，但我们不想在这里等死！”
转机，出现在1953年。
时任潮汕地委副书记的曾广，被组织上派到兴隆来稳定人心，领导工作。
这是一个真正把群众放在心里的干部。
他没有待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天天下到工地，和归侨们一起劳动，汗流浃背。
到了晚上，他就一户一户地走访职工宿舍，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想法。
他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农场里五百多个归侨家庭的详细情况：谁家有老人，谁家孩子多，谁有什么样的技术特长。
在深入了解了归侨们的背景和特长后，曾广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思路：不能光埋头种地瓜，要发挥归侨们的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热带经济作物！
这个提议，点燃了归侨们心中的希望之火。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本身就是种植园的工人和技术员。
咖啡、胡椒、香茅、剑麻……这些在当时中国大陆极为罕见的作物，他们不但认识，而且精通如何种植和管理。
说干就干！
归侨们将他们从海外千辛万苦带回来的优良种苗，小心翼翼地种在了这片曾经的瘴疠之地上。
他们用自己的经验，克服了水土不服、病虫害等一系列难题。
短短几年时间，奇迹发生了。
数万亩绿油油的橡胶林、胡椒园、咖啡园拔地而起，取代了昔日的荒草与沼泽。
1956年，兴隆华侨农场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
在向国家上缴了全部公粮之后，农场第一次实现了盈利，向上级财政上缴了14万元的利润。
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到了七十年代，特别是1978年大批越南归侨到来之后，兴隆的技术力量和劳动力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这里已经发展成为海南乃至全中国最大的热带作物种苗繁育基地和商品生产基地。
兴隆咖啡，更是成为了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
就在兴隆农场如火如荼建设的同时，另一批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越南归侨，正面临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死考验...
在广西凭祥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刚刚吃上一口热饭的归侨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名负责干部就脸色凝重地冲进了食堂。
“紧急通知！所有懂驾驶技术的，会开船的，立刻到办公室集合！立刻！”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人群中，几个曾经在越南做过船运生意的中年男人面面相觑，站了起来。
他们跟着干部走进办公室，只见桌上铺着一张巨大的南海海图，几名身穿军装的人正围着海图激烈地讨论着什么。
一名军官看到他们进来，立刻抬起头，目光如炬地扫过每一个人。
“情况紧急，我们有一批非常重要的物资，必须立刻从海防港附近抢运回来。”军官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但是……”他顿了顿，指着海图上的一个点，“根据最新情报，越南海军的巡逻艇已经加强了在那片海域的封锁，我们的船只根本无法靠近。”
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去，就是九死一生。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军官的目光最终落在一个看起来最沉稳的中年归侨身上，“你们熟悉那里的航道，也熟悉越南人的巡逻规律。我们需要你们，以越南渔民的身份做掩护，驾驶我们的船，穿过封锁线，把东西拿回来……”
中年归侨的心脏猛地一缩。
他叫林德水，在越南时，他家三代人都在下龙湾一带以打渔和近海运输为生，对那片海域的每一处礁石、每一股洋流都了如指掌。
他当然也清楚越南海军的行事风格，那是一群比海盗还要凶残的家伙。
“是什么……物资？”林德水艰难地开口问道，声音有些沙哑。
军官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斟酌用词。
最后，他抬起头，一字一句地说道：“是人。一群和你们一样，被困在孤岛上，没能来得及撤回来的同胞。”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林德水的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
他想起了自己逃亡路上，亲眼看到一艘满载妇孺的难民船被越南炮艇追上，然后用机枪扫射的惨状。
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仿佛就在耳边。
“我们没有强迫你们的意思。”军官的声音缓和了一些，“这次行动的危险性极高，你们有权利拒绝。国家已经把你们安全接回来了，你们没有义务再去冒险。”
林德德水低着头，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了掌心。
他抬起头，看着军官，又看了看身边几个同样满脸挣扎的同伴。
“我去。”他只说了两个字，却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也去！”
“算我一个！”
几个同伴也立刻附和道。
他们不是军人，他们只是刚刚逃出生天的难民。
但他们无法对“同胞”这两个字无动于衷。
这次秘密行动的细节，我们已不得而知。
它被尘封在历史的档案之中，没有被大肆宣扬。
我们只知道，半个月后，林德水和他的同伴们，驾驶着一艘伪装成破旧渔船的船只，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返回了凭祥的港口。
船上，多了三十多个面色苍白、惊魂未定的男女老少。
他们，就是那批被困在孤岛上的最后一批侨胞。
林德水等人因此立功，受到了嘉奖，但他们拒绝了所有特殊的照顾，选择和其他归侨一样，被分配到了农场。
对他们来说，这或许不是什么英雄壮举，只是在为自己的同胞，尽一份理所当然的本分。
这种蕴藏在骨子里的坚韧、智慧和情义，正是这批归侨最宝贵的财富。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福建宁德的东湖塘。
这里的故事，是另一番景象。
东湖塘，顾名思义，它原本并非陆地，而是一片“面朝大海，一无所有”的广阔滩涂。
每天潮起潮落，海水淹没一切。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地政府就组织了数万民工，与先期回国的一批印尼归侨一起，展开了气壮山河的“围海造田”工程。
他们用肩挑，用手扛，用最原始的办法，搬运石头和泥土，在汹涌的海边，硬生生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堤坝，将大海逼退，围出了一片宝贵的土地。
1978年，当越南归侨周锡兰和她的家人被安置到这里时，东湖塘华侨农场依然条件艰苦。
她分到的房子，是用海边的石头垒起来的低矮石砌房，屋顶盖着瓦片。
最怕的就是台风天。
“台风一来，整个屋顶的瓦片都在天上飞，我们全家人就 huddled 在墙角，用塑料布盖着头，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生怕房子塌了。”周锡兰后来回忆道。
白天的生活，同样是单调而辛苦的。
在农场分配的土地上干活，赚取微薄的工分，伙食主要是地瓜干和一些粗粮。
对于曾经在越南城市里过着相对优渥生活的周锡兰来说，这种落差是巨大的。
然而，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放弃。
他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将希望的种子，埋在了这片咸涩的土地里。
谁也无法预料到，几十年后，这片由滩涂和石砌房组成的贫瘠之地，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蝶变。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
凭借着“侨”的特殊优势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东湖塘开始了自己的转型之路。
1997年，经福建省政府批准，在原东湖塘华侨农场的基础上，成立了闽东华侨经济开发区。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1999年，开发区成功升格为省级开发区。
2012年，再次实现历史性飞跃，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如今，这里早已不再叫东湖塘农场，它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宁德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曾经的滩涂和盐碱地，变成了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和现代化的厂房。
锂电新能源、生物科技、精密电机电器……一个个代表着高新技术的产业集群在这里拔地而起。
宁德时代（CATL），这家全球领先的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公司，其总部就坐落在这片土地上，它的产品驱动着全世界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
当年那个在台风夜里瑟瑟发抖的归侨周锡兰，也早已告别了低矮的石砌房。
她和家人一起，搬进了政府统一兴建的、面积达106平方米的华侨新村，窗明几净，生活安逸。
退休后的她，没有闲着。
她和农场里一群同样来自越南的姐妹们，自发组织了一支舞蹈队。
她们凭借着记忆，自己编排了充满越南风情的舞蹈，鲜艳的奥黛，优美的舞姿，成为了社区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她们的舞蹈队名声越来越大，不仅在宁德市的各种文艺汇演中频频获奖，甚至还受邀到香港和东南亚多国进行演出，向世界展示着新一代中国归侨的别样风采。
如果说兴隆和东侨的成功，是归侨们将荒地变良田、将滩涂变金滩的奇迹，那么深圳沙河华侨农场的蜕变，则更是将“点石成金”演绎到了极致。
这个农场的一部分，在时代的浪潮中，孕育出了一个日后响彻中国的名字——华侨城集团。
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还只是一个南海边的小渔村，与繁华的香港隔海相望。
沙河华侨农场，就坐落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华侨城的决策者们敏锐地意识到，单纯依靠农业种植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归侨身上最独特的资源——“侨”文化和他们背后的广阔世界。
一个大胆的构想诞生了：利用农场的土地，打造一个浓缩中国锦绣河山和世界奇观的文化旅游区。
这个想法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1989年，“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正式开业。
它将中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以1:15的比例微缩于一园之内，让游客“一步迈进历史，一日游遍中国”。
这种创新的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开业当年就接待了超过300万游客，轰动全国。
“锦绣中华”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华侨城的建设者们。
他们再接再厉，相继推出了“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主题公园。
这些项目，不仅仅是简单的景观复制，更融入了归侨们带来的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和演艺才能。
许多归侨和他们的后代，成为了这些主题公园里的设计师、工程师、演艺人员和管理人员。
他们将自己的才华和对故土的热爱，倾注到了这片热土之上。
2009年，华侨城集团主营业务实现整体上市，正式从一个昔日的国营农场，蜕变为一个总资产数千亿的中央企业，中国文化旅游行业的领军者。
同样的故事，也在广东花都华侨农场上演。
2024年，广州花都经济开发区正式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而这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核心区域，正是由当年的花都华侨农场发展而来。
如今，这里吸引了59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园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产业高地。
当年那些被越南当局视为“社会渣滓”、“经济负担”而无情抛弃的人们，在中国这片包容和开放的土地上，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他们从“包袱”变成了财富，从“垃圾”变成了摇钱树。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讽刺。
当中国的华侨农场正在热火朝天地创造奇迹时，始作俑者黎笋和他的越南，又得到了什么呢？
他赌赢了吗？
答案是，没有。
他通过排华掠夺来的那30亿美元的黄金和财富，并没有为越南带来繁荣。
这笔血腥的资金，被他悉数投入到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泥潭之中。
越南军队在柬埔寨深陷十年，非但没有实现其“印支联邦”的霸主梦，反而被拖得筋疲力尽，国内经济濒临崩溃。
为了支撑庞大的战争机器，越南的军费开支一度占到了国民总收入的三成以上。
政府只能靠疯狂印刷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其直接后果就是无法遏制的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货币变成了废纸，通货膨胀率一度飙升到骇人听闻的1000%。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越南本是东南亚传统的稻米出口国，湄公河三角洲的沃土足以养活数倍于其国家的人口。
然而，在赶走了最会经营农业和粮食贸易的华人之后，越南竟然沦落为了一个缺粮国。
1976年之前，越南人均月口粮尚有15公斤；仅仅两年之后，这个数字就暴跌到了不足9公斤，许多城市居民甚至需要靠红薯干和木薯来果腹。
工业生产更是惨不忍睹。
失去了华人企业家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网络，许多工厂陷入停滞。
1976年和1977年，越南连续两年的工业生产总值，都只完成了预定计划的三分之一。
整个国家的经济，因为失去了华人这个最活跃、最高效的商业网络，而成了一盘散沙，失去了活力。
1986年，在位十余年的黎笋病死。
同年，越南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新一代的越南领导人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过去几年国家的经济政策犯了“严重错误”，黎笋所推行的路线被全面否定。
越南被迫走上了“革新开放”（Đổi Mới）的道路，开始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重新向世界打开大门。
而此时，被他们赶走的华人，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再看一组令人唏嘘的数据。
1975年，在越南的华人总数超过120万，是仅次于京族的第二大民族。
而根据2020年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越南的华人数量已经锐减到不足80万，从第二大民族跌落到了第九位。
越南，也因此成为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经济没有被华商主导的国家。
他们亲手斩断了自己与世界华人经济圈连接的脐带。
与此同时，当年中国接收的那26万多归国侨胞，经过四十多年的奋斗，绝大多数早已实现了经济独立和生活富裕。
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更是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活跃在各行各业。
他们中，有的人成为了像宁德时代那样的世界级企业家，有的人成为了顶尖的科研专家和技术骨干。
福建东侨的锂电新能源产业，如今瞄准的目标是“世界一流”。
广西南宁的武鸣华侨农场，华丽变身为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永久举办地，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
历史用四十多年的时间，给出了最清晰、最公正的答案。
同一群人，在越南被视为“毒瘤”和“垃圾”，被无情地清洗和驱逐。
到了中国，却被视为“同胞”和“宝贝”，被精心地安置和扶持。
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格局和眼光。
一个想的是杀鸡取卵、一锤子买卖，抢完就扔，只顾眼前利益。
另一个想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让人才落地生根，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未来。
一个短视的、狭隘的、不懂得尊重和善用人才的国度，即使坐拥金山，也终将败光家底。
而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懂得将人民视为最宝贵财富的国家唐山预应力钢绞线价格，即使起点贫瘠，也终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