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1月的一个傍晚，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临时辟作会客室。灯刚亮起，王宏坤拄着拐杖走进来，周恩来已在等候。寒暄之后，总理开门见山：“四方面军的作风，’猛打猛冲’四个字最传神。”王宏坤听完轻轻点头，却补了一句：“总体说得不错，可还不够全。”短短一句，把在座的人都逗得一怔，也把往事的闸门推开。

时间回到1926年，鄂豫皖交界的麻城、黄安一带悄悄翻腾。青年王宏坤在乡亲的油灯下读口号标语，第一次听到“农会”二字。他以挑柴的肩膀扛起旗杆，参加农运，不到一年就跟着党组织参加黄麻起义。起义虽失败，游击在深山，却让他见识到另一条路——枪杆子里能救穷人。

1929年5月，徐向前带着划着补丁的马刀，从上海秘密抵达鄂豫边。名义副师长，实为统帅。第一次整编，徐向前把战士排成三行，突然提问：“谁跑得最快？”几名小伙子挺身。徐向前笑：“好，教他们当通讯兵。”一句玩笑，引来哄笑，也让士气一下子活起来。避强击弱、敌进我退便从这片山岭写进了红三十一师的血脉。

王宏坤那时不过二十岁出头，管着一个班。子弹不够，他就把炸药杆和石头绑一起练投掷；枪擦到发亮，准星却歪，他干脆拿锉刀自己修。硬仗爆发在游击区包围战，二十几条枪对敌两营，徐向前下令夜袭。三十分钟火光，敌营哗散。王宏坤后来回忆：“狠、快、活，三味全了。”

1930年底，中央决定把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师合编为红一军。许继慎担任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兼前敌总指挥，这支队伍旋即与国民党三个师周旋。山地间穿插，江河边伏击，一周四战三捷。“猛打猛冲”成了口口相传的标签，可徐向前每战前都要画一张路线草图，见势不对便拐个弯。王宏坤总结：猛中有活，才是真功夫。

1935年长征西进，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川北草木萧瑟，许世友、韩先楚因血战嘉陵江负伤，依旧嚷着要冲前锋。徐向前却让他们暂退二线，用地方队补空缺。有意思的是，预应力钢绞线当时外界只看到“四方面军敢死”，很少注意到战线频繁折返背后的机动。正因如此，周恩来三十多年后用“猛打猛冲”来概括，也无可厚非。

抗战胜利，解放战争骤起。1947年4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华北留给徐向前的，只剩不足五万兵员和一些缴获的杂式火炮。阎锡山却握有十三万之众。外人担忧，徐向前却在太行山脚一边备冬粮，一边扩红十旅。不到半年，这支骨架被拉成长枪，先夺运城、复下临汾，五月份晋中战役再挥重锤，阎军被迫缩在太原瓮中。毛泽东电文里只有一句：“速记此法。”

胜利不止体现在战报。徐向前把零散新兵磨成第十八兵团，火线成军，火线拉练，连夜强攻，一举拿到“华北第一兵团”的招牌。不得不说，这样的“猛”可贵，更可贵的是把“猛”与“活”熔为一炉。

再回到人民大会堂。王宏坤略微整理衣襟，说：“总理，’猛打猛冲’当然对，可还有一点——机动灵活，借力打力。没有这条，四方面军撑不到川陕，更撑不到西路。”周恩来笑了，轻声道：“是啊，我也亲眼见过你们一人三岗、白天诱敌、夜晚迂回的打法。”二人相视，无需多言。

窗外华灯初上，会客室却陷入短暂静默。王宏坤轻轻叹息：“许继慎是好军长，可他牺牲得早。真说长期带出这股子劲儿的，还是徐老总。”周恩来点点头，目光沉稳：“历史要实事求是，该记的都要记。”

随后，秘书端来热茶。访谈草草收尾，却把几十年烽火与血汗浓缩在几句交锋里。“总体不错，但不全面”一句，看似平淡，其实提醒后人：红四方面军的锋芒背后，有思考、有权变，更有一代将帅的心血。这一点，才是真正不该被忽略的部分。